慈禧太后近来为伊犁条约这桩事在苦恼地思索着。

    自从辛酉年开始亲秉国政，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历程，真可谓艰苦备尝。好容易将国内战乱渐次平定下去，外患却日甚一日地压头而来。积二十年的经验，慈禧深知外国人最不好对付，外事最不容易办。她是一个秉性强悍的女人。辛酉年事变的发生，溯其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外国人的原因。倘若没有先一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哪有文宗爷仓皇秋狝木兰？倘若不是受了那种罕有的耻辱和惊吓，三十岁正当英年的皇上又何至于丢下她母子龙驭上宾？倘若儿子不是那么小就即位，又何须什么顾命大臣？倘若没有顾命大臣，又怎能有肃顺等人的跋扈欺侮？幸而祖宗保佑，君臣同心，诛杀了肃顺、载垣、端华，不然的话，还不知今日的局面会是什么模样！二十年来每每想起当年那些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日夜夜，慈禧心里不免有点余悸。这一切的原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洋人造成的。一提起洋人，慈禧便恼怒万分，恨不得将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番夷们千刀万剐。

    但是，剐洋人谈何容易！庚申年的和谈，连年不断的教案，明明都是洋人无理，但到头来，又都是中国吃亏。就说这次伊犁之事吧。当初俄国派兵进驻伊犁城，并非循中国之请，而是趁火打劫，意欲长期占领。现在新疆收复，俄国理应从伊犁退兵，将它归还中国，至于这些年来俄国在伊犁所耗的兵费，中国只能酌情出一部分，怎么能以此为要挟呢？对于这些不公平的中外交涉，作为一个执政者，慈禧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的缘故。派遣崇厚出使俄国签约的时候，慈禧心里已存着必定吃亏的准备，但俄国的贪心这样大，中国为收回伊犁城而付出的代价这样高，她却没有料到。

    现在崇厚已在俄国签约了。他是钦差大臣，专为办理此事而去，自然可以签字。邸抄将条约内容公布这几天来，廷臣中反对者甚多，慈禧自己也不情愿，有一种被人欺负的感觉。也有一部分人同意按条约办，李鸿章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的理由也不能忽视：签而又废，是出尔反尔，俄国人固然恼火，但各国对此也会有看法。俄人国力强大，一向横暴，若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中国不是对手，其损失必将更大。国家的军事要务在东南海防，新疆乃荒瘠之地，于大局关系不大，眼下看的确是吃了亏，也只宜隐忍图强，才是惟一出路。

    对慈禧来说，这又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皇帝尚只有九岁，当然不能让他过问此事；慈安太后一向对军国大事拿不出主意，商量也是白费工夫，参与军国大事的王公贵族主要是两个人：军机处领班大臣六爷恭王奕沂和皇帝的父亲七爷醇王奕譞。两人于此事的看法截然对立：奕沂主张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奕譞坚决反对。

    慈禧知道，在外事上，两个王爷的态度历来是针锋相对的。奕沂主柔，意在羁縻；奕譞主硬，对洋人全面排斥。八年前，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两兄弟这种对立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奕沂认为，天津教案曲在愚民不明事理，行动过火，中国应予以赔款、道歉、杀凶手、严办地方官。奕譞则认为，津案完全是洋人引起的，津民是义民，不仅放火烧教堂做得对，而且要借此良机，将洋人在北京的使馆全部捣毁，将中国领土上所有洋人尽行赶走，永远与洋人断绝往来。权衡再三，慈禧还是接受了奕沂的意见，命令曾国藩按“柔”的原则尽快平息天津教案。结果，津案虽然较为平静地处置了，但全国言论界一片哗然，直接办事人曾国藩得了个汉奸卖国贼的称号，慈禧和奕沂的脸面上也很觉不光彩。相反地，奕譞则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赞誉，夸他是个爱国的贤王。

    作为国家的最高主宰，伊犁条约使慈禧又一次被推到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

    她心里仇恨洋人，巴望中国永远不跟洋人打交道，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