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谈话方便，张之洞把何燃、黄奇祥也接到自己家里住，夜晚和杨锐一道挤在小客房里。张之洞和他们一连谈了三天话。三个川中学子对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学台大人，详详细细地述说东乡一案的冤情，述说朝廷对此案的不当处理后东乡农人的愤恨和省垣士绅的不平。又说，若此次再得不到公平处理，四川的人心将难以安定，其后果当不可预测。何燃、黄奇祥都有亲人在此案中罹难，切肤之痛使得他们更加情绪激昂，说到伤心时甚至嚎啕大哭，涕泗滂沱。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王夫人间或也坐在一旁听听，民间的疾苦常常令她黯然泪下。

    前些天，何燃、黄奇祥搬出了张府，仍住到原借居的地方，他们和杨锐一起在京师四处活动，将东乡的冤案遍告官场，以便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张之洞则在书房里苦苦地思索着，如何来写这道奏章。

    这是道棘手的奏章，棘手之处很多。

    首先，它要推翻已经定了五年之久的旧案。案子翻了，便意味着原判错了，这便要牵涉到很多人：既有朝廷方面的，也有四川方面的。朝廷方面，处理此案的吏部、都察院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他们会认错吗？四川方面，当时的总督文格虽免了职，没过两年又调到甘肃做藩司。据说此人人缘最好，关系最多。弄到他的头上去，今后好收场吗？

    其次，棘手之处还在于要否定去年恩承、童华的复审。无疑，这既要得罪两位朝中大员，又要得罪丁宝桢。恩承、童华都是资格老、羽翼广的前辈。尤其是恩承，正经八百的黄带子，据说辛酉年的变局中，此老还是有功之臣，连慈禧都从不对他发脾气。这样的人开罪了，日后随便扔只小鞋给你穿，你受得了吗？还有那个丁宝桢，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人物，张之洞对他怀有三分敬重，也有三分畏惧。他连安得海都敢拘捕斩杀，若与他结成对头，他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