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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谓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拭、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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