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军机处是清代独有的机构。它产生于雍正朝初期，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原因西北用兵而设，专为皇帝办理军事机密。以后大规模的用兵虽然结束，军机处却并未撤销，而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因位高权重逐渐取代内阁。在清代的中晚期，内阁大学士成了名义上的宰相，真正的宰相乃是军机处领班大臣。军机处通常有大臣五至七八人不等，由大学士或各部院尚书、侍郎兼职，另有司员三十二人，分为四班，日夜当值。军机处司员亦由各部院司官兼任，是军机大臣的僚屑，又叫军机章京。京师官场习惯上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京为小军机。小军机虽无决策权，然参与机密、缮写上谕，且易见到皇上，位置十分重要。朝廷文武官员对他们均另眼相看，礼貌有加，倘若下到各省去，督抚两司也把他们当作大军机一样地供奉着。

    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的被授予军机章京，与罢黜礼部六位堂官一样地轰动朝野，因为他们四人都不属正常的迁升。杨锐、林旭皆内阁中书，刘光第刑部主事，都只是六品小官，骤然擢升四品卿衔而进军机，属异数。谭嗣同品衔虽是四品，但他是候补知府。全国候补知府少说也有上千，大部分终年难得一差，像谭嗣同这样从候补知府一步迈人军机处，简直有日出西边的味道，怎不令人惊异！

    朝野内外，都知道这四位新章京是维新派，皇上破格提拔他们，是要借助他们来推行新政。他们眼下的地位固然重要，今后的前程则更不可限量。杨、谭、刘、林也深知皇上对他们的器重，决心使出全身气力来报答皇上的圣恩。谭嗣同更是慷慨激烈，多次与他的同志们说：历览古今，变法少有成功而多为失败，只要是为了国家百姓，纵然失败也是英雄。我已是再生之人，生命不足惜，变法倘若失败，流血杀头，我一个人去承担。其他三人十分钦佩谭嗣同这种杀身成仁的勇气，也一致表示既然维新便义无反顾，不成功则成仁，用以报答皇上的浩荡恩德。

    四位小军机是如此满腔热血，但接纳他们的军机处却是冷冰冰的。

    眼下的军机处大臣有世铎、荣禄、刚毅、廖恒寿、王文韶、裕禄等人。恭王任领班后，世铎就不管事，现在恭王已去世，他依旧不管事。荣禄重任在肩，很少去军机处。廖恒寿老病，王文韶除户部外，还兼着总署，事多，也很少去军机处。于是在军机处顶着办事的便只有刚毅、裕禄两人。裕禄是新进，通常被称作打帘子军机，不能跟刚毅相比。这样，军机处的掌门人便自然而然的是刚毅了。

    刚毅能干又肯干，但刚愎自负，骄傲自大，作为一个满洲笔帖式出身的官吏，他的汉学根基薄弱，缺乏与其权位相匹配的文化素养。此人又有很重的种族偏见，满洲人关二百多年了，他依旧认为满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甚至说出“满洲疲汉人肥”这样不合时宜的话来，自然引起许多汉员的反感，但他也因此而赢得了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洲亲贵大员的信赖。

    正因为此，刚毅从骨子里反对变法。他不愿因变法而改变现行的社会秩序，更不愿因变法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由此而带来的既得利益。他有慈禧和满洲大员的支持，并不把皇上看得怎么重，一切变法维新的事他不过应付着办办而已。对这次超擢四章京一事，他在心里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以，当章京领班富山带着杨锐等人第一次去军机处值庐见刚毅时，彼此间便都不愉快。

    刚毅摆出一副十足的大人物模样宋，腰板挺直地坐在大炕床上，两条腿分得很宽，右手捧了一把擦得锃亮的铜水烟壶，左手握一根细长的纸媒子，纸媒子的顶端冒着淡淡的轻烟。他吹燃了纸媒子，然后将燃烧的火对着水烟筒上装烟丝的铜管，嘴巴吸着另一根铜管。

    呼咙咙地响过一阵后，他重重地吐出一口烟来。这时，才半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