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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将超过孙中山、袁世凯。

    张勋把这个复辟大业构想得十分美妙,因此他对主张君宪者素有好感。在全国都申讨帝制余孽的时候,他以前清大臣、洪宪一等公爵、安徽将军的贵重身份公开发表谈话。说无论主君宪还是主民宪,无非是一种政治主张罢了,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故筹安会等人无罪,不应该在帝制失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他呼吁政府取消对杨度等人的通缉。

    张勋的谈话在报上公布后,给杨宅老小及寄居在此的夏寿田带来很大的安慰。就在这时,张勋又以个人名义给杨度寄来一信,盛赞他是宪政人才,只是时运不济,无法施展。又请他入幕赞襄军务,还说天津有一座空宅,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处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之际的杨度,对张勋此举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回信给张,说接受好意,将家小迁到天津,但心绪不佳身体不好,暂不能赴徐州就任。张勋很大方,立即派人进京,将杨度一家接到天津海河边一座很有气派的洋楼居住,每月送三百元薪金,并不要求他去徐州。杨度一家连同夏寿田便在天津住了下来。

    那时的北京政府,正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对外面临着与德国绝交的大问题,对内则既忙于与南方的军务院谈判,又忙于应付国会内部的派系纠纷。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政局中,谁还会认真对待那几个早已无权无势又声名狼藉的帝制余孽?抓起他们坐班房与让他们住在家里,于国家有什么不同?还有不少人心里嘀咕:这几个人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固然不好,但现在这些共和制的执政者们又好在哪里呢?这样一来,人们对帝制祸首、帝制余孽的厌恨之情便大大减杀了。于是,有钱的梁士诒回到他广东三水老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发了大财的朱启钤在青岛别墅里逍遥自在,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周自齐出洋周游列国,大家公子孙毓筠在寿州依然阔绰风光,好读书的顾鳌、薛大可在北京四合院里把卷吟诵,而杨度、夏寿田则在天津洋楼里平安无事地闲度岁月。

    深秋的一天上午,杨宅收到一封来自湘潭老家的信。信是杨钧写的,向大家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湘绮老人以八十四岁高龄,在云湖桥无疾而终。易箦前夕,老人依然深情地惦念远在北国的学生和媳妇,希望皙子和午贻切不可因政治失意而消沉,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适逢其时,得遇其主,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地做一番经天纬地安邦济世的事业,固然是人生的幸运;若时运不济,未遇明主,平生抱负不得施展,或设帐授徒,或著书立说,或躬耕田亩,或优游林泉,尽皆人生的好选择;天伦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友朋之间,自有生命的真性情之所在;朝看旭日东升,夜观满天星斗,夏日泛舟荷莲,冬月踏雪寻梅,都可悟造化之精神,沐宇宙之惠泽。天地人群之间,处处都饱含着人生的极大乐趣,愿皙子、午贻好好体味。曾文正说得好,处世办事,全仗胸襟。有一个阔大的胸襟,则无论是处顺境还是处逆境,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无论为将相公卿,还是做樵夫钓徒,都能享受到人生之乐;反之,尽管荣华富贵,也必有许多解不开的结,摆不脱的愁,郁郁闷闷地过了此生。老人十分遗憾不能为学生补上老庄之学了,期望他们自己研读和《南华经》。又特为要杨钧转告叔姬,希望她也和哥哥、夏大一起读读老庄,扩大胸襟,夫妻能和好如初。

    读完这封长信后,悲痛弥漫了整个杨宅。当天下午,杨家正厅为他们的姻丈恩师搭起了灵堂。李氏老太太、黄氏夫人、亦竹、静竹都在灵堂里向老人鞠躬默哀。叔姬换上重孝,为公公的突然去世哭泣不止。杨度、夏寿田穿上素服,在灯烛香烟之中对着灵牌跪拜叩首,祈祷老人在天之灵平静安妥。然后通宵坐在草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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