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人说那些民国女子，她们的一生都不如意。命运悲苦的萧红，凄凉遗世的陆小曼，昙花一现的石评梅，黯然收场的苏青。还有许多我们知晓的以及不知晓的名字，她们似乎都不快乐，把花样年华清苦蹉跎。连同张爱玲，亦是如此。如果说芳华是一场赌注，那么她们都是愿赌服输的女子，在璀璨的花事里寂寥而终，不问因果。

    有人说过，张爱玲是那种走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辨认的女子。瘦高的身材，被旗袍裹紧的心事，有些孤傲，有些冷落，有些张扬，有些清凉。失去胡兰成，禁受时代的变迁、民众的责备，以及错过桑弧这段若有若无的感情。张爱玲只觉人生更加地萧索了，红尘于她，无有太多滋味。

    每一个夜晚，在寂寥孤灯下，陪伴她的，还是文字。而她信仰的，终究也只是文字。只有和文字在一起时，才可以安之若素。这些日子，张爱玲依旧和姑姑相守在一起，她们搬离了爱丁顿公寓，住到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期间，母亲黄逸梵又从国外回来一次。这个曾经风华正茂的女子，经历几度沧桑，亦抵不过岁月的相摧。

    父亲张廷重的生活也今非昔比。他和孙用蕃两个人照样离不了阿芙蓉，靠着变卖房产，典当东西维持那份巨大的开销。房子越住越小，最后落到在几十平米的小屋里栖身。当年那座豪宅，被天翻地覆的历史湮没，只留下一堆尘土，供他们怀想了。

    母亲此次归来，和张爱玲还有姑姑住在一起，三个苍凉女子，偎依取暖。只是黄逸梵在上海仅留了两年，又出国了。她早已不习惯上海这个纷乱的环境，她的灵魂在国外找到了清净的归宿，这次离开便再也没有回来。临走前，黄逸梵跟张爱玲有过一番长谈，她建议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她认为上海的繁芜，不适合张爱玲写作。

    母亲走了，万水千山，从此天涯各自安好。张子静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是命运不让她们回头，是时代不让她们回头。她们只能在新的坏境下，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演绎新的故事。无论是否情愿，是否幸福。

    历史翻过那沉重的一页，一切都是新的。百废待兴的上海，涌动了许多热情的人物。夏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他当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跟他推荐了张爱玲的小说，夏衍很是欣赏。后来他找来了唐纪常与龚之方，让他们合作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

    唐纪常与龚之方得到夏衍的支持，办了一份《亦报》。他们向张爱玲约稿，得到张爱玲的允许，但是张爱玲有一个要求，就是用笔名发表文章。想来过尽千帆的张爱玲不想再惹是非，胡兰成的事对她造成了太大的伤害，她需要过安稳的日子。笔名是用来抵挡红尘的风雨，一种自我的保护。

    张爱玲的笔名叫梁京。她学起章回小说家张恨水的形式，边写边刊登。而她这次写的小说是她沉寂以后，一部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至今在张爱玲的读者里，许多人独爱。讲述的是一个上海故事，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同步。十八春，即故事是从一九四九年倒溯十八年开始写起的。

    仅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引起读者的好奇。连载几天，就已经开始有读者热情关注了。龚之方很是看好这部，几天后就登出预告，道明是名家之作。或许有些深谙张爱玲的读者，已经猜测出梁京就是她。但这些似乎不重要，他们只沉迷在小说的故事情节里，翻读报纸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期待。

    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的刻骨之恋，原本郎才女貌，一对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