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屐痕
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他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期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嘟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er h3">四
提到二十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杨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松绑阶段。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er h3">五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