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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屐痕
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乎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和我推杯换盏了。

    <er h3">六

    早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50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民党政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判例。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遥望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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