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回忆八十年代成为热点。任何一个时代，一经回忆，总会被多少笼罩上一层玫瑰色，更何况，回忆变成文字，往往是少数文化人的权利。拥有话语权的人，便下意识地装饰或扭曲一个时代，当然，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

    我生于六十年代，八字头的时代于我，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正是自己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十年时光，恰好，这十年，我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属于“四六八一代”，即出生于六十年代，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现在四十多岁的一群人。因此，看别人的八十年代记忆，对我也是刻骨铭心，那毕竟是自己的成长与青春所在。

    这些年，人们发明了一个称谓叫“80后”，用来概括这十年里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时认为：或许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的我们，才更有资格被称为“80后”，因为那的确是我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潮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万元户”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精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我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着，距离“八”字头的年代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属于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诉我：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体态。

    八十年代已经跑远了，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轻易过去，一个长长的影子，注定会贯穿在后面的时代里，你只要细心就可以找到。下面是一些与我自己有关的琐碎记忆，都停留在八十年代，并且依然会以偏概全，只有局部没有全局，这些文字，只当是一个补充，或让真正的“80后”“90后”们一笑而过的背影罢了。

    猴票与挂面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开始，总是固执地与那一张现在价值连城的邮票——猴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八十年代，不仅在记忆中可以升值，现实中，也是物质欲望可以升值的开始。

    1980年，中国出了生肖邮票，第一张是黄永玉设计的猴。由于我自己属猴，头一年已经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亲时，为我带了几张。其实他平常写信回家时，也贴着猴票，那个时候，正集邮的我，很仔细地将信封上的猴票处理好，收藏一张，而其余的，很平常地送给其他的邮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里，真正让全家人兴奋和开心的礼物，并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挂面。在当时的边疆小城，这挂面很难买到，大过年的，挂面是否取代了饺子成为心头最爱，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住的是：北京这大城市，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年之后，被轻易送人的猴票身价飞涨，而珍贵的挂面却已到处都是。

    邓丽君与敌台

    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