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合作将破坏他们的斗争；而且，白人共产党员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视为“沙文主义”。此外，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这使得团结一切非洲人这个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非洲人退出共产党，如果他们想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大体如此的一项提议。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积极的成员中，有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贝；温和派挫败了“青年联盟”

    曼德拉强烈反共，不仅由于他深受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由于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和他都有这种敌意，所以当鲁思·弗斯特作为“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和他们洽谈，邀请他们进行联合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是坚决拒绝。

    布拉姆·费舍尔，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对与白人合作。后来他曾在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中为他们辩护。

    此后是漫长的抗议岁月，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为。抗议表现为示威游行和集会，表现为派代表团和请愿。这种非暴力抗议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加紧镇压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成为一个清谈的场所。此时有一位来自东开普省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牧师詹姆斯·卡拉塔，不顾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开始顽强地复活这个组织。此前，他已被任命为总书记。A·B·克苏马博士充实进来担任新的全国主席，保证了那场复活运动。游历广泛、经验丰富的克苏马在约翰内斯堡开业行医，生意兴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往来，其中有Z·K·马修斯，他是黑尔堡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和“土著法与政府”的讲师，在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声名。1936年，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尔佐格的种族隔离法案所震惊，此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开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这些能干的青年人一样。后者在黑尔堡卷入了学生运动，此时也正在崭露头角。

    的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