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有律师资格。1952年他开始与坦博搭伙。后者是从教书改行干法律的。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楼房内，他们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属于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楼房是少有的几座可让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尽管他被禁止参加德兰士瓦的非国大年度会议，他还是能够与他的人民进行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兰士瓦的执行主席宣读了他的主席发言。在发言中，曼德拉回顾了最近产生的能让政府“为镇压我们的运动使用最残暴、最无情的手段而制造条件”的立法。他还讲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制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以后称之为“M”计划。M即曼德拉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和第二层，然后是第三层领导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在继续战斗。它坦率地承认一些失败，如没能阻止西部地区的迁移：说得过多，而认真的计划和组织行动少。由于会员费随着人民的普遍贫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调整，大会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用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有些宗旨产生于日常生活，如“私人住宅不受警察的骚扰并受法律的保护。”及“人人都可以自由旅游不受任何规定限制。”还有一些是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宗旨，如“国家抚养老人、孤儿、残疾人。”有些则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矿产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改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个章节都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阿非利加！”“马伊布耶！”(非洲，我的祖国！)

    最能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因禁令管制而没在现场。英斯特韦兰德沃奖章——一项象征非洲社会最高荣誉的奖励被授予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在他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位亲自出席并听到了人民的欢呼声。

    “这位部长，”曼德拉评价道，“把目标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我们的孩子说非洲人比欧洲人低劣。”这一政策意味着“在一个巴斯卡普(主子统治)的社会里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将要被从那些传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会人员)手中夺走。维沃尔德宣称教会和教会人员将被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输了不该有的希望。”

    一大批组织和白人政党收到了参加大会的邀请。统一党对此不屑作出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参加大会。一些独立的基督教徒也欣然接受邀请。他们当中有赫德尔斯顿神父。出乎预料的是，尽管当局给会议的举行制造了诸多障碍，如不准公共汽车送离会场较远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并没有禁止举行会议。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举行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会必须得到准许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曼德拉设计出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里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动员人们在工厂、火车、公共汽车和家里集会。他告诫人们提防告密者和伪装的煽动分子，甚至混入大会成员中的警察，并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彻底粉碎压迫者的镣铐，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决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能够看得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5年，全国大会运动正式开展。好几个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建立了人民大会联盟。除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及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由几百人组成，他们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对他们评价的那样：“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为了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会大会是由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