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重返南非后不久就遭到逮捕，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受审的人当中有所罗门·马兰古。他本人没有枪杀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有西方各国政府，有东方、甚至有在他所涉及的事件中被杀的白人遗孀在为此呼吁或提出抗议，他仍然被绞死。另一个才20多岁的新会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和一些曾在罗本岛服过刑的老会员一起受审，被判18年监禁。他说他甘心为他的理想而牺牲，他毫不怀疑这些理想的胜利。

    但是政府给温妮·曼德拉预备了一种更残酷的非常特殊的处罚方式。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着迷彩服的警察来到她在索韦托的住所，命令她收拾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对学生的影响。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这次粗暴而专横地把她从唯一的家赶走，是发生在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访问索韦托之前仅仅1个星期。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曼德拉常常说服看守们让探视继续进行。“他和他们说话好象他们是小孩子：‘你们肯定听得出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有相当长时间没见到我的家属了；不管怎样我想继续下去，你们继续听吧，那是你们分内的事。’”

    1976年6月16日，从一大早开始，大群情绪激昂的中小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强迫用阿非里堪语授课。警察来阻挡他们，开枪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岁)和其他男女学生。当孩子们用棍子和石块还击时，警察乱开枪，使伤亡数字迅速增加。两个白人被石块打死。有作战装备的警察和军队大批开进黑人城镇。

    津姬的书在第一个年度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获得1000美元奖金，是奖给描写作为无私和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的。她被拒发护照，于是马古巴内在纽约代表她接受奖金。这项奖金是为纪念一位犹太波兰人小儿科医生，他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和他们一起在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