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觉醒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和组织者实际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团体，包括文化、工会和自助组织都被取缔，一起被取缔的还有两家黑人办的报纸。同时遭到软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协会阿非里卡人会长拜尔斯·诺迪牧师。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的探视，你的出色的信和你的爱，我好多年前就崩溃了。”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过她，每天早晨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掸去她相片上的灰尘；现在他继续说，“我在这里停一下，喝点咖啡，喝过之后我掸去书架上相片的尘土。从泽妮的相片开始，它在最外边，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⑥

    温妮觉得很可笑，政府会为这种案件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而令她惊讶的是人们如此气量偏狭和感觉迟钝。但是使她深为愤怒的是这些对津姬的影响。当她有机会与丈夫谈起这种忧虑时，他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普林斯卢不断暗中监视，他把从索韦托来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兰德福特生活的压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只有在她父亲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法院之后，她接见来客的权利才被承认。温妮不能提出这个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对友谊的回忆和对他们被捕前事情的回忆，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自己信件中的新闻；他们有时悲悼亡友。好几个40年代以来的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舍尔和莉莲·恩戈伊。费舍尔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第10年刑期时，在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当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死于癌症，刚刚5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监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歧见的索布克韦已经与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释放以后，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软禁。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来访者。这时，一次曼德拉写信说：“我会想着你的，特别是当你被带到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说法时。我坚决支持你，我深知，你经受磨难是因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不断增长的爱和忠诚……”②

    真难以置信。妈妈几乎失去了所有东西；她在那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到农场作帮工，或洗衣工；她只能在贫困中度日。她已经说了你们现在必须住那种建筑，和你们必须使用的那种厕所或供水设施……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