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因参加这次暴动而被定罪的学生，不久就在罗本岛上占据了一个公用区。就象纳米比亚人和根据“恐怖主义法”判刑的人那样，对他们必须进行隔离，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公认的领导人的影响。至少有9名学生年纪不到18岁。

    曼德拉已经有了5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的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和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现在他给这个婴儿命名为扎基韦(希望)。两周以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举行了受洗仪式。温妮得到许可从布兰德福特跋涉30英里前去，条件是在中午之前返回住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亲密的朋友。温妮提起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敬她”，她长期以来成功地反抗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历史的真面目”。教父与教母因禁令的限制，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不能做别的。73岁高龄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完两周的监狱，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关于她在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被称为主要道路的“福尔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教堂、一家标准银行、一家巴克莱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个超级市场、一家报纸杂志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和一个阿非利堪语学校。一条崎岖的小路，路旁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帕塔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个记者说，它特别适于新来者。在这里，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是一家班图人商店和一个啤酒馆——足够供被仅称为“劳力单位”的黑人维持生活的了。

    很久以后，曼德拉回忆起他当时的情感，他给妻子写信说：“虽然我总是努力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也被关到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象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苦难似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绝不会忘记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德度过的6个月期间，我们所遭受的令人极为痛苦的经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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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把她带到布隆方丹法院。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地方买煤。这时，有个男人从那里经过带着一只刚买的鸡。温妮又询问鸡的价钱。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3人“集会”，因此违反了对她的禁令，并进而斥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她穿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反驳说：“在留给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还有选择穿服装的权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给她缓期服刑的判决。在法院外面，人们向她欢呼。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