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曼德拉被剥夺一切学习权利4年。监狱的官员称发现有“回忆录”藏在牢房里，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纸张受到严格限制，仅够用于学习和写被允许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忆录给我看看”，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示过。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学生们向黑人家长联合会紧急呼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温妮·曼德拉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马纳斯·布特莱齐博士、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也是它的领导人。他们找来医生帮助莫特拉纳辨认尸体，找殡仪馆的人捐赠棺材，找出租汽车送人参加追悼会。黑人家长联合会不但成为索韦托社区心情纷乱的家长们的代言人，也成为学生的代言人。这些学生们虽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讲话，却不想和当局见面。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着它的支持。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都落在地上了，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和他的联系。④

    使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正在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称赞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张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确是不小的成绩。”他又说些忠告的话，“写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须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新颖的主题，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16个月中有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