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民党溃败，周作人被假释。洪炎秋记载，当时周作人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托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请洪设法安置。洪复函尤，告知老友医师郭火炎将其在北投的别墅借给周居住，并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周的生活费。但之后，洪并没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忆，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适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

    1949年月左右，周作人悄悄告诉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兴地对徐说：“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信给我的，允许我回家。”

    唐弢从周恩来处听到，毛泽东看完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回到北京后，仍居住在八道湾。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位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实是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解放后，周作人按规定每月交纳租金。

    周作人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解放后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同样是文化汉奸的钱稻荪。钱每次来总是自带一小瓶酒盒下酒菜，自斟自饮，与周作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感叹道：“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1952年，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之际，他在日记中写下“寿多则辱”一语，12年后，他虚岁八十时，将此语刻成闲章，不料一语成谶。

    张铁铮回忆：“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十一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

    1962年，周作人写信给佟韦，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鸡蛋，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盘查和训斥，希望佟能帮他解决此事。佟见信后忙到派出所帮忙协调，派出所这才同意周可以随便买鸡蛋。

    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付周作人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钱总是不够花，因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资养活。1964年9月，预付的稿费又减至200元，但好在久病的老伴已经去世，不至于无法维持生活。文革开始后，周作人的稿费来源中断，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维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触的十几年中，感觉周总是“缺钱用”。他给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说向出版社要钱之事。他常买书给图书馆，还将一些字画寄往香港出售，但被海关扣下；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周是鲜有的生前就将日记出售的），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称，如果日记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与他谈话过长，觉得耽误了他翻译书稿，于是支付给他相当的稿酬，对此，许广平曾气愤地对王说：“周作人不是律师，你还给他谈话费！”

    由于年老体衰，周作人无力握笔，只能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写作。即便如此，他在80岁前完成了希腊文作品、48万字的《对话集》的翻译工作。

    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常去周家拜访。无论文何时到，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