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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7岁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国士无双”,便打破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请副主考王仁堪做媒,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拒绝,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据说当时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开口,乃作罢。据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向梁启超赠金二百两,帮助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受到牵累,丢掉乌纱帽,被流放新疆。
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不以梁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一集,请梁启超为其审阅。梁启超仔细阅读后,对黄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点头赞同,遂单独出版诗集《人境庐诗草》。
梁启超以弱冠刚过之年,受湖南巡府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据陈寅恪后来回忆,当初黄遵宪原本想拟请康南海执总教习之席,然而陈三立却认为启超的学问似在其师之上,后就决定延请梁任公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曾考察梁启超的学识。张之洞出上联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一出,咄气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启超思考片刻,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时曾拜访张之洞。张命人开中门及暖阁迎接梁,并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官告知张,梁启超仅为举人,按朝廷定制,只有钦差和督抚时方可开中门并鸣炮迎接。张之洞这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接梁入城。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张竟丢下众宾客之不管不顾,而与梁畅谈至二更时分。
梁启超与谭嗣同交好。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亲自将梁送往日本使馆避难,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谭在狱中犹念念不忘梁。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就是指梁启超和自己。而梁启超对挚友谭嗣同的死极为悲痛,到晚年,梁启超亦编写《谭嗣同传》纪念好友。
维新变法使得梁启超名扬天下,时国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领袖来接待。
德富苏峰被日本人民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后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时,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梁启超发表演说时,张继等人企图殴打梁,梁对日人解释说此次纠纷为“本会中人偶在争论,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本名流称赞他有“政治德量”。
梁启超流亡海外的十余年间,当时官居四品的杨度一直为梁的合法回国而四处奔走。杨仅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奏请敕用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