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飞全都死了，领军人物非诸葛亮莫属。

    自陈寿以降，几乎所有人都说刘备对诸葛亮信托无贰，其实就从《三国志》的记载看，对之便大可怀疑。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直到赤壁之战前后，困迫潦倒的刘备视诸葛亮的确如鱼得水，连关、张忌妒他也要制止。但自从有了庞统等人，麾下文武人才渐次增多了，这种独尊性就有所减弱，尽管仍然倚之为股肱，却已经是谋臣第一而不再唯一。一占据益州，用人权重偏到了益州新臣“地头蛇”方面，对诸葛亮的倚重度和信任度又进一步下降了，若干现实便是本质的外化。

    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领益州牧，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就一直不如法正。诸葛亮在荆州即已任军师将军，在益州又加了个“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身边还有个益州新臣、掌军中郎将董和与他“并署”。其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充当了一个留守主任、后勤部长的次要角色，《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都绝无一字提及他还有别的任何作为。法正则成了蜀汉第一政治明星，“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献策的和“从行”的都是法正。其人政治品质极坏，“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一些人找到诸葛亮，请他向刘备报告，抑制法正的威福，他也只好晓之以“法孝直为之（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刘备一当汉中王，又“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宠信备至；第二年，时年47岁的法正病故，刘备竟“为之流涕者累日”。另一个益州新臣，凭老资格做逍遥官的许靖，先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后为汉中王太傅（三公之首），也位在诸葛亮之上，诸葛亮章武元年（221）任丞相后“皆为之拜”。

    诸葛亮是在法正死去一年以后，才升职为丞相，录尚书事的，并非像写的那样一直就位居刘备一人之下，凌驾众人之上。而且，当了丞相后，刘备决意要兴师伐吴，包括赵云在内的“群臣多谏”，谒诚劝阻，他也不赞成如此破坏联盟之举，却三缄其口不肯发表意见。如果刘备仍像以前那样倚重他和信任他，主臣之间亲密无间，他怎么会取这种态度？刘备从猇亭败退永安后，他才对人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番话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息，诸葛亮心知肚明，入蜀之后“谋主”地位已由法正取代了，从来伴君如伴虎，他只能够明哲保身，夹紧尾巴做人。联系到这些前因变化来看，刘备用诡伪之辞对他进行试探，就毫不足怪了。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尤其大事不糊涂。法正当红时，彼此“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却决不与其争一日之短长，七八年间安心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如今法正不在了，刘备拔擢李严作尚书令，分明是给他另设置一个政治克星。作为三国时期杰出政治家之一，彼时彼际的诸葛亮，对刘备的处心积虑必定能洞若观火。他的忠贞品格不容随便颠覆，但他既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所异化的妖人，更不是民间述闻所美化的神人，而是一个置身政治漩流当中而足智足谋，颇善于从容应对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一直以来，要么踵武管仲、乐毅，要么效法王莽、曹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既然选择了前者，他就一方面必须审视大体，顾全大局，以身垂范，公忠体国，另一方面还要上对刘备及其后嗣，下对各种政治势力，在矛盾的涡漩和激流中顺势而为。刘备那番试探性的话，本身就有两面性，亦即既期望他做管仲、乐毅，又害怕他当王莽、曹操，人虽将死，言犹不善。刘备是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只能以权谋对权谋，委曲求全地顺着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