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的期望走，充分表现诚惶诚恐，誓死效忠，否则就必然会遭到“当诛”之祸。纵然是这样做了，刘备对他仍没有完全放心，不但让李严同他一起接受托孤遗命，还加封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了李严。对此，诸葛亮也只能忍辱负重，全盘接受。

    我说诸葛亮是在以权谋对权谋，决不是主观臆断，信口雌黄，而是依据托孤后事，从蛛丝马迹中寻取出了真相。《三国志·李严传》曲笔写到，“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是谁让李严“留镇永安”的？付之阙如。详情度理，决不会是刘备的旨意，因为李严既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就该与诸葛亮一道回到成都去，那样才能履任用权。排除了刘备，唯一可能的就只有诸葛亮，而不可能出自李严本人自愿。刘备临终硬给蜀汉统治集团高层“掺砂子”，把军事统帅权授给益州新臣的新掌门人李严，毫无疑问，是要削弱荆州旧部的领军人物诸葛亮所掌握的相权，以避免诸葛亮以后形成大权独揽。诸葛亮决不愿意再受“法正第二”制约，更何况李严武将出身，以后会不会变成“董卓第二”也很难逆料，所以一捱到刘备既逝之后，就不再投鼠忌器，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趁着局面未定，动用实权先发制人，强迫李严就范。那时在永安，诸葛亮身边有赵云、向朗等荆州旧部将领支持，新进的李严却孤掌难鸣，收拾下来相当容易。诸葛亮一石二鸟，既压了李严的势，又破了刘备的招，终于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至于李严，尚未出头便被压住了，“留镇永安”将近四年，形同现今一个军分区司令，实际上被晾起来了。直到蜀汉建兴四年（266），始得“移屯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半岛及其周边）”，仍然远离权力中心。李严始为刘备意中人，既为刘备牺牲品，在这场意外卷入的权力斗争当中沦为最大输家，不仅他本人难以预料，而且连刘备也预料不到。

    依照《三国志》提供的史料，永安托孤的后续斗争，竟然迁延了九年之久。李严这个人，素来就“以才干称”，应该说刘备并没有选错。早在建安十八年（213），他就在刘璋麾下担任护军，受命领兵在绵竹抗拒刘备，他却率众归顺了刘备。其后近十年，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上屡建军功。章武二年（222）八月，刘备突然把他召到永安去，委以尚书令重任，对他实属意外之宠。由地方而至中央，从官阶提升上看虽然尚有别于现今所谓“火箭干部”，毕竟招致了某些“中央大员”，特别是荆州旧部官员们的忌恨。侍中廖立就“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唯其如此，诸葛亮收拾李严，令其“留镇永安”，就具备了“组织基础”。但李严也是一个折而不挠的人，好不容易熬到“移屯江州”后，他并没有韬光养晦，而是力图有所作为。更筑江州大城，成为重庆历史上继秦代张仪江北嘴筑江州城后，改在渝中半岛上筑城之始。其间曾经筹划凿通浮图关，贯通两江（今长江、嘉陵江）水，被诸葛亮制止住了。又要求扩大江州都督管辖范围，还要求为其子李丰加封更大的官，诸葛亮均未同意。

    但诸葛亮对李严也多次示好，通过后主刘禅，于建兴元年（223）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226）转为前将军，八年（230）升迁为骠骑将军，并在给孟达的信里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领导能力非常强。李严投桃报李，同样示好于诸葛亮，写信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回信则说，“与足下相知久矣”，“今讨贼未效”，还不是“坐自贵大”的时候，待“灭魏”后“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见裴注引《诸葛亮集》）。表面上毫无芥蒂，实际上待下狠手。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令李严“催督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