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六月，“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诸葛亮只好退兵。如果双方果真是“相知久矣”，沟通说明“运粮不继”的客观原因，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然而，李严却趁机上表刘禅，谎称“军粮饶足”，诬告诸葛亮“军伪退”，有异志。诸葛亮随即还以颜色，老账新账一起算，也上表刘禅，历数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少，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的诸般罪过，终于将李严贬为庶人，“废徒梓潼郡（郡治在今四川省梓潼县）”。至此，那场政治斗争才以李严身败名裂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三年后李严病死在那里。

    当年孙盛评永安托孤，引博弈设喻，批评刘备“乱孰甚焉”。其实刘备在用权谋，诸葛亮也在用权谋，用权谋就好比博弈中的布局投子。历来的政治家都要用权谋，都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进行权谋博弈，在同一政治目标下，不同权谋的布局投子固然确有忠奸善恶美丑之分，但主要的是高下优劣长短之别。刘备一心一意为着维护他那个刘氏江山，诸葛亮矢志不移效忠那个刘氏江山，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同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共同找到利益平衡点。临终的刘备，集40年政治功力，在那场博弈中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他的一箭三雕宇宙流布局，主旨在于确保刘禅的皇权继承，如其所愿地平安实现了。为此既要控制住以诸葛亮为领军人物的荆州旧部利益集团，又要安抚住以李严为新掌门人、背后还有太后和外戚的益州新臣利益集团，这两大主旨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基本上构成了———因此，死可以瞑目。

    诸葛亮也是超一流高手，他的博弈仿佛意识流布局，先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地成功应对刘备突然袭击的恶性试探，既则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地一石二鸟，仅在涕泣、咳唾间，便将托孤二人变作托孤一人。仅止牺牲了一个李严，未流一滴血，未杀一个人，刘备和诸葛亮就获得了双赢，蜀汉的皇权交替也赖之获得了平稳过渡，委实堪称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善良的后人总将永安托孤当作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口头传，台上演，而忽略了它当年曾有的诡伪惑乱，烛光斧影。

    然而，利只是一面，弊是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还是对于诸葛亮个人来说，那场政治斗争遗留的祸根都日益地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人事上的矛盾。直接当事者李严，仅是其间不会缺少的一个代表，两大利益集团无不涉足其间。前有法正的压抑，后有李严的威胁，对诸葛亮不能不会刺激至深。他担任丞相始于章武元年（221），永安托孤后，建兴元年（223）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随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裴注据《蜀记》引晋人郭冲说，“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裴松之认为“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但郭冲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陈寿总评诸葛亮，早已指出他“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恶无纤而不贬”。他制定《蜀科》等一系列法令、律例，不仅要治民，而且也要治官。考察一下被他削职、放逐、杀头或者授意杀头的文武官员当中，除了一个亲信马谡是因为失街亭而挥泪斩之的以外，其余的功臣宿将无一不是各具才干，但对诸葛亮又不那么毕恭毕敬。

    依照《三国志》本传中陈寿的评语，荆州旧部的大将魏延“以勇略任”，谋臣廖立“以才拔进”，益州新臣的李严、彭羕、来敏也都各自不凡，但都或因事、或因言违忤了诸葛亮而遭致不测。平心而论，这些人纵然确有某种过错，也没有大到非除之而后快那种地步，所以今人写剧欲为魏延平反。

    诸葛亮治蜀十一年间，政由己出，“刑法竣急”的背后还搞了“以我划线”。他实际上害怕再出现法正，再出现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