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把对他个人的尊崇依附放在第一位，作为“贤”的评估标准；把才干特长放在第二位，作为“贤”的参考条件，另外搞了一条打着他的个人印记的，掺杂亲亲疏疏成分的“任人唯贤”路线。他在《出师表》中推荐的七个文武“贤才”，除张裔一人来自益州新臣，其他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蒋琬六人均为荆州旧部，而且这些人大多只能“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从来不敢“徇功妄动”。另外一些人，诸如谨小慎微的董和、言过其实的马谡、狷狭忌刻的杨仪也都充斥其间。相反地，不但上述那些分属两大利益集团的功臣良将先后遭致不测，而且就连一身是胆、敢于直谏的宿将赵云，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重用。如此这般的畸重畸轻，与刑法竣急搅缠不清，必不可免地会加剧“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蜀汉后期越来越人才匮乏，倘若不为尊者讳，应当承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千百年以来，多有人指出诸葛亮的知人善任不及刘备，同时又忽视了这样一些深层背景，未尝不是一憾。

    另一大遗患出在国事上。魏、蜀、吴三分鼎峙局面既成，蜀汉最弱小，理当凭借巴蜀天险休生养息，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再谋对外扩张。诸葛亮本人更如陈寿所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本应趁大权在握，充分施展“理民之干”，努力把小而弱的蜀汉打造成小而强的蜀汉。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继建兴三年（225）三路南征，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之后，又于建兴五年（227）至十二年（234）的八年间“五出祁山”（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也算上了）。这五次挥师北伐，再加上一次北上抗敌，除去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而外，其他均以失败或撤退告终。长线出击，粮运艰难，连年用兵，耗费靡繁，严重削弱了蜀汉民力和国力，实在得不偿失。诸葛亮本人，也因为军务劳顿，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病逝于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的军营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究竟由于什么？不排除诸葛亮从政久了，年纪大了，睿智明略不如从前了，对形势作出误判，盲目出兵以图建功。但更有可能，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是由刘备托孤遗命逼出来的。根据何在？一是《出师表》写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请注意这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请注意这个字）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二是《后出师表》写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更请注意这两个字）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对勘两《表》，再明白不过，刘备临终交办的头等“大事”，不能狭隘地只解释为辅佐刘禅，而是集中在解决“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遗留问题，要诸葛亮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恄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纵或明知不可为，他也不得不为之，否则难免于政敌“托付不效”的攻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诸葛亮的人格道德关系并不大。

    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清人赵藩所撰写的那副楹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其上联分明指向诸葛亮连年北伐，而下联分明关涉诸葛亮刑法竣急，有褒有贬，亦褒亦贬，颂扬和推崇之际，隐含多少惋惜和批评。设若诸葛亮九泉有灵，不知当作何感想？我姑且大胆揣测，除了公开严以律己，引咎自责，私下可能会对老伴说，根子还在永安托孤。是耶非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