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写到，刘备平定江南四郡后，任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取代原任太守赵范。赵范的寡嫂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赵云拒绝道：“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坚决不肯答应。别的人又劝赵云收纳樊氏，赵云仍然坚持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未可测”，更何况“天下女不少”，终究没有那样作为。“范果逃走，云无纤介”。倘若换成了曹氏父子，或者吕布之流，百分百如同当今那些美女、金钱、财宝一样都不能少的滥官污吏一样，早就将樊氏笑纳怀中了。另如诸葛亮，也是道德高尚，不羡女色的。《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说，沔南名士黄承彦选婿，看中了诸葛亮，对诸葛亮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娶这个丑女，“即载送之”，终身没有另娶。这与曹操在《武文世王公传》里具姓的皇后、夫人、昭仪、姬媵多达13人，还不包括他的前妻丁夫人、刘夫人，以及逢场作戏临时“取乐”的那些女人相对照，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从功业看曹操，无疑是在诸葛亮之上，而从道德看曹操，则根本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美女作为一种百代永在的特殊镜子，留真功能确是不容小觑的，今之视古一如后之视今。

    位尊权重的男人肆意猎取美女，享受美女，并非只发生在三国前期那些闯荡乱世的军阀贵胄身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乐此不疲，放纵无忌。在蜀汉，都乡侯、车骑将军刘琰本为刘氏“宗姓”，一贯生活侈靡，纵情声色，荒淫无行。他的妻子胡氏“有美色”，建兴十二年（234）正月循例入宫拜贺太后，不料遇见了更加荒淫无行的后主刘禅，将其留在宫中，“经月乃出”。论宗亲班辈，刘琰与刘禅当是远房叔侄关系，胡氏当是刘禅婶子。但天生尤物“美色”可餐，哪管什么叔婶侄儿，猎取到手就留在宫中“取乐”，“乐”够味了方才放行。当然扯了一块遮羞布，说是“太后令特留”，借穆太后掩人耳目。刘琰明知胡氏“与后主有私”，不敢惹刘禅，气都出在胡氏身上。心想你再“有美色”，也只能作我一人房中私物，如今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天生尤物多的是，岂能再留你？于是命令兵卒殴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打胡氏的脸，“而后弃遣”。胡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成了夫家弃物，就向皇帝“情夫”告状，于是“琰坐下狱”。奉诏审理的官员自然不好追究刘琰侮辱、体罚、弃遣当今皇上“情妇”的罪，以“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罪名处置他，居然作出了“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荒唐结论，“琰竟弃市”。

    这在中国以言代法的“法治”史上，其荒诞不经，或许堪称一个绝版。如今透过绝版看胡氏，她的尤物、私物、猎物、弃物特征历历在目；看刘琰，看刘禅，他俩形似“情敌”，实际是一丘之貉。

    较之刘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孙权的孙子，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孙皓于元兴元年（264），由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即皇帝位，时年23岁。当年八月，张布因拥立有功，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他的一个女儿也被孙皓纳为美人，“有宠”。但“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和张布尤其“窃悔之”。有人密告给孙皓，当年十一月孙皓便“诛兴、布”。杀了张布后，竟问张美人：“汝父所在？”张答：“贼以（已）杀之。”孙皓当即“大怒”，“棒杀”了张美人。待怒气稍平，“好酒色”的孙皓又“思其颜色”，指派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还问左右说：“布复有女否？”左右告诉他，张布的大女嫁给了故卫尉冯朝的儿子冯纯。孙皓一听，立即派人“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房宴”之不足，进而又令宫廷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令宫娥彩女佩戴这些黄金饰品“以相扑”，为其“房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