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一度在孙权集团高层引发出了强烈的心理地震。连张昭那样的孙氏“三朝元老”和顾命重臣，也劝孙权屈膝“迎之”，其他诸多大臣亦是“降”声一片，弄得孙权既犹豫，又失望。若不是鲁肃独抗大流，反对投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定大计，这一段历史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以恐吓为核心内容的这类心理战能够产生一定作用，因而当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后人也爱不释手。

    三国后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战，就是成功运用恐吓心理战，辅助军事行动克敌制胜的成功例证。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将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拥众造反，时任大将军专擅朝纲的司马师接受时任中书侍郎钟会，以及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的谋略建议，“统中外军讨之”。当时母丘俭率其所部据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文钦率其所部在外为游兵，合计拥众五六万人。司马师亲自坐镇汝阳（今河南汝南）指挥主力部队，派监军王基统领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同时命令镇南将军诸葛诞统领豫州诸军，从北面进逼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徐两州诸军，“出于谯（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宋（今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带）之间，绝其归路”。这样至少三、四倍于叛军的优势兵力，构成了合围态势，他却“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母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心理上被扰乱了。

    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

    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