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的还有一份中华医学的珍贵的成果。

    幸而任何政治强权的毁灭力或破坏力总是有限的，与华佗同时的另一位医学泰斗张机，逃过了曹操或者别的政客、军阀的屠刀。张机字仲景，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大约生活于汉末和平元年（150）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从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九年（204），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死人遍野，引发了瘟疫流行，张氏宗族200余人在不到十年间死去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死于伤寒发热。汉代及其以前所称的伤寒，并不限于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还包括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在内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都相当高。自幼博览群书，精心研习医道的张机其人，在悲痛之余，进一步刻苦钻研《内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学典籍，积极吸纳东汉以前众多医家的医方医案，结合自己的从医实践，集中精力专攻伤寒病以及其他内科、外科、妇科杂病的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积数年之功，到东汉末年终于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涵纳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内容。流传到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又加以编辑整理，演变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华医学发展史上，在临床医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巨大的一部经典名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迄张机本人为止，历代中医对于伤寒和杂病的诊断经验和治疗经验，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医理、医药体系。在辩证施治方面，张机归纳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阐明要首先分析确定是阴症还是阳症，再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还归纳出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诊”，强调要综合望、闻、问、切所得，构成辨明病症的诊断过程。处方用药，他十分重视针对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配伍方案和治疗方法。他所总结归纳的发汗、催吐、下泻、解毒等治疗方法，都已被后世中医奉为准绳。

    除了内服方剂外，张机这部著作中，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乃至人工呼吸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倡要既重治疗，又重预防，养生有法，劳逸适度。自宋代以降，官办医学校将《伤寒杂病论》列为必读教材，中医学界将张机尊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奉为“医经”。《伤寒杂病论》还传播至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时至当代，日本还有研究《伤寒论》的专业性团体。张机和华佗浑如双子星座，辉耀在三国时期弥漫着杀气的中原夜空，比当世诸多政客、军阀者流更令人怀想。

    与医学研究并驾齐驱，数学研究也卓有成就。在两汉时期，数学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总与经济社会实际需要密切结合。

    一是适应天象观测、天文历算的需要，在武帝年间，出现一部《周髀算经》，演绎盖天说，运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揭示了勾股定理。二是适应田亩算计、土地测量、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的需要，在和帝年间，出现一部《九章算术》，展示了分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还提出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到曹魏景元四年（263），数学家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写成了《九章算术注》一书。他指出，《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古代按圆周率等于3的数值计算圆面积，得出的并不是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西汉刘歆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547，东汉张衡计算出圆周率数值为3.1622，仍不准确。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边数依次加倍，从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九十六边形直至一百九十二边形，求得的圆周率数值为3.1416，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圆周率的一项重要成果。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