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之母”，名教“本乎自然”就可以合“道”，所以治人者应当“无为”而治，治于人者应当“无为”而处。这种“无为”政治观，与西汉初期的黄老“无为”思想相比较，黄老“无为”思想着重讲的治世术，而玄学家们所讲的“无为”，侧重面为处世术。

    在正始年间（240—249），宗尚玄学的官僚士大夫远不止何晏、王弼两人，曹爽帮派的夏侯玄、司马懿帮派的钟会等人都是玄学名家。他们践行“无为”处世术的方式之一，就是承续东汉时期名士清议的风气，常就一些哲学话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衍生成为“清谈”时尚。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引述，每相处谈玄，何晏的文辞华彩超过王弼，而王弼的见解高迈却超过何晏。何晏曾说过圣人无喜怒哀乐，谈得相当精采，钟会时加称述。王弼持反对意见，申言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所以圣人能体冲和以通“无”，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五情同，所以圣人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以应物，只不过圣人的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与凡人有所区别罢了。这样的“清谈”，仿佛是在语词义理上各执一辞，其实颇能辨幽烛微，反拨谬误，探求真谛，并非言不及义，一无可取。但“清谈”也需要看对象，对不懂玄学，无心探讨哲理的人谈玄，有如对牛弹琴，枉费功夫。何晏很赏识王弼，曾赞叹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当黄门侍郎一职出缺的时候，他向曹爽推荐了王弼；曹爽却接受了丁谧的推荐，用王黎为黄门侍郎，只让王弼补员当了一个尚书郎。王弼到曹爽府上谢恩，曹爽屏除左右而单独接见了他，或许意在当面考察。结果，“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王弼始终未得到重用。

    从言与行是否一致看“无为”处世，何晏和王弼与当时多数的玄学家一样，都有“知易行难”，言不副实的毛病。王弼“天才卓出”，却“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这还则罢了。但他偏又颇想在官场有所作为，把权位看得颇重。从私人交谊来说，他原本与王黎、荀融相友善；由于黄门侍郎事件，他认为是王黎夺了似该属于自己的高官肥缺，就翻脸忌恨王黎，并且与荀融也疏远了。

    时年24岁便夭折辞世，无子，绝嗣，固然直接缘于遇疠疾夺命，间接原因未尝没有官场失意。而何晏作为曹爽帮派骨干成员之一，政治上滥用权力和生活上纵情腐败，都陷得相当深。他担任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曹爽作窟室“骄淫盈溢”，“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连他的妻子金乡公主都很担忧，对其母说“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何晏却得意忘形，一点儿不讲清静，不讲“无为”。他与夏侯玄名盛于时，司马师也相应酬，竟对人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玄的字）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的字）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以“神”比况自己，自诩比夏侯玄、司马师更高迈，不惮人言，骄狂至极。终于落得人头落地、三族夷灭的可悲下场，不能够不说，与他明知身处乱世，当“无为”避祸，虽“清谈”言之却不肯约身行之有一定关系。在何晏、王弼离开历史舞台以后，魏晋玄学以反名教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嵇康。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三国志》概称其“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正始年间经太尉蒋济推荐，担任过尚书郎、曹爽参军，因病而回归乡里。曹爽被杀后，司马懿父子以其名高，用为从事中郎。但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听说步兵校尉出缺，而其“廚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要求去当步兵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