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如愿以偿，因此被后人称作“阮步兵”。实质上，他是吸取了王弼教训，看穿时世“多故”，官场凶险，借此“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另辟自保蹊径。他在《大人先生传》当中写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把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蔑视和对抗名教的意向深寓其间。然而，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现实政治和权要人物，他出言十分谨慎，“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谨小慎微犹自虑不足，更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尽可能地把真实的自我掩饰起来。实际上，阮籍“本有济世志”（见《晋书·阮籍传》），只不过看透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大肆诛除异己，不肯拿性命一试屠刀罢了。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战场遗址，慨然感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抱负难伸溢于言表。又经常独自驾车，率意出行，不由径路，直到车前无路可通了，才放声恸哭一场，踽然返还。

    这当中，浸透多少无奈和痛苦，真是只有天知地知其人自知。即便如此，也引起了礼法之士何曾等人的“深所仇疾”，仅只由于司马昭认为他未公开对抗，时予保护，阮籍才得“卒以寿终”。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曾经任职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他“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在《养生论》中，嵇康历赞上古以来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圣贤、隐逸、遁心、遁名者一百零九人，极力主张效法他们“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明确宣扬“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抨击“六经未必为太阳”。这表明，嵇康比阮籍更其“好言老庄”，并且性格上有“尚奇任侠”特征。与人相交往，也比较注意谨言慎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终无奈性格决定命运，不见喜愠之色，仍在无意间得罪了同为玄学家的司马氏亲信、官僚钟会。有一回，钟会慕名而去造访他，正巧遇上嵇康“箕踞而锻”（半跪锻打铁器），没有起身施礼迎见。嵇康只是问：“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钟会只是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问一答，颇具谈玄风致，却使得钟会自此“深衔之”。后来，嵇康的两个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之间发生乱伦丑事，吕巽奸污了吕安妻子徐氏，反而诬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囚禁。吕安请嵇康充当证人，替自己辩诬，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吕巽是钟会党羽，又得宠于司马昭，钟会就“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吕）安及（嵇）康”。直接的死因是受吕安冤案牵连，而根子却在对名教的批评激烈，对司马氏的亲信钟会又不肯屈身周旋，正如隐士孙登曾经对他说的：“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阮籍和嵇康结局不一样，但以他俩为代表，把魏晋玄学由清谈玄理推进到了反对名教新阶段。思想上如此，行为上亦有变化，由何晏、王弼那种学术上自树旗帜、政治上倾心依附的双重人格，变成了阮籍、嵇康似的学术上坚守主见、政治上坚持节操的单一人格。在司马氏专权主政，名教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他们的学术见识经由文字曲折或者激傲地表达出来，而保全政治节操只能选择遁隐避世，与世无争。只不过与传统的“隐逸”不太一样，他们的遁隐，属于“遁心”、“遁名”一类。阮籍最初被太尉蒋济强征为吏，不久就“谢病归”；再任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当权的时候，被征为参军，同样“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托病以辞官，成为阮籍遁隐避世的一个常用手段，屡试不爽，遗及后人。到了司马懿当权时期，辞官辞不了，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由“屏于田里”改为“遗落”酣醉。并且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