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底线，“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严防死守祸从口出。（见《晋书·阮籍传》）而嵇康作官时间更短，据“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他“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居宅旁“有一柳树甚茂”，每到夏天，就在柳树下锻打铁器，“以自赡给”，过着靠劳动糊口的日子。（见《晋书·嵇康传》）所以，阮籍和嵇康不仅把魏晋玄学推到了新阶段，而且也是魏晋时期不屈从于当世权势，以“遁心”、“遁名”作为特征，坚决实行遁隐避世的突出代表。

    非唯此也，阮籍和嵇康还是当时放诞的典型。据《晋书》本传以及记述，这两位先贤，都有不少放诞逸行。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他生性至孝，母亲去世时，正在与人围棋，对手提议中止，他却“留与决赌”。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临葬前，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友人裴楷去吊唁，只见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呆如痴。她嫂子归宁还家，竟不顾礼法禁忌相见与别，时人讥之，却坦然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去买酒畅饮，醉了就“卧其侧”。另有一家的女儿颇具才色，尚未出嫁便死了，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不拘礼法，沉溺于酒色，实则遁隐着他假借《大人先生传》所寄托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的胸怀本趣。嵇康同样嗜酒，与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不同处在于，他还“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另有服石的嗜好。在汲郡（治在今河南汲县）山中，他遇到隐士王烈，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嵇）康，皆凝而为石”。嗜酒，服石，好美色，都是正始以降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用荒诞无稽包裹自己，以求避免政治迫害的通用手段。阮籍和嵇康并非始作俑者，但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何晏之流。

    对阮籍、嵇康而言，遁隐避世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诸葛亮当年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只是暂隐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有避世的长远打算，不能相提并论。真正遁隐避世的，《三国志》合为一传，记录了邴原、王烈、管宁、张臶和胡昭。邴原、王烈和管宁都是中原地区的人，年轻时都不应州、府辟命投身官场，黄巾事起后避乱辽东，短则十几年，长则终其身。这其间，邴原是一种类型。他一直有返回中原的意愿，只因孔融写信告诉他“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才在辽东乡间住了十几年。回归乡土后，邴原致力于“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与名儒郑玄并称为“邴、郑之学”。曹操任司空，聘请他担任东阁祭酒，他只好勉强应辟了。然而，“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稀）会见”，连曹操也叹服其“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他与议郎张范相友善，时任东曹掾的崔琰评价他俩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任用邴原为从事。当时曹丕身贵位尊，“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唯独邴原“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百数十人，设问说：“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说纷纭，邴原不发一言。曹丕硬要他表态，他勃然变色答道：“父也！”弄得曹丕也不好再与他辩难。他这样应对曹氏父子，表明你要我做官，我不得不应命做官，但做了官我也要我行我素，决不会给你效力，更不会给你当奴才，这叫隐于朝。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