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