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和平之路时，六月初十，潞监国就接到了清兵在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已绕过千秋岭和独松关，进抵到杭州附近的西塘的紧急战报。

    这时，从清营返回的陈洪范和兵部尚书张秉贞到了，陈外交官说本来要去南京找多铎谈判的，但清兵行动如此之快，谈判的对象只能换成博洛。

    在述职汇报中，陈外交官极言清兵“军容之盛，锐不可当”，并拿扬州因无谓抵抗而“血流成河”，南京因开门迎降而“秋毫无犯”的例子作正反比较，劝潞监国为全杭州百姓性命着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张秉贞也在一旁大讲特讲杭州的困难和实力。

    在两位“双簧”演员的轮番劝说下，潞监国心动了！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当上潞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改其父老潞王暴虐的作风，仗义疏财、礼贤下士，仁慈地对待每一个人，平和地处理每一件事，赢得所有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由衷地称赞。

    即使像福王这样的一个“混混”，在淮安衣食不继时，也得到他诚心的照顾，以致后来成为弘光帝的福王只要一提到他，也禁不住心存感激。

    他也是一介儒生，儒家有云“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两百多年下来，老朱家也正从“有道者”一步步变为“无道者”，即然这样，就让自己的家族以一种“和平”的方式退出这带血的角逐吧！

    他实在不想让全城几十万的生灵因为自己的“名节”全部陪葬，也不愿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人间仙境化为“千家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荒坟野滩。

    归降吧！明亡清兴、南衰北盛、世道轮回、因果报应，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讲的“因缘”吧！这大概就是儒家所讲的“顺天应人”吧！

    他让陈外交官奉表到清营请降，并把酒食用箩筐盛了，吊下城去来慰劳兵临城下的清军。

    这一举动激怒了正在涌金门与清军血战的方国安部，方国安对潞监国的“资敌行为”大失所望，带兵东渡钱塘江往南而去。

    得知潞监国准备归降的消息，老马同志穿戴齐整，来到宫内，向朱监国交出首辅印章，漠漠而退。

    出宫后，卸任的老马同志头也不回，骑马向老乡方国安撤退的方向追去。后来，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纷纷踏上“逃亡之途”。

    六月十四日，在潞监国的诏令下，杭州及附近的州县降下降旗，停止抵抗，清军顺利进驻杭州。

    进城后的清军统帅博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多尔衮的遥控，派出使者，给在浙东各府“避难”的明朝诸王（周王、惠王、崇王、鲁王）送去了家乡的特产——人参、貂皮，请他们一同北上，共创“和平建国”大业。

    周惠崇三王如约而至，但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

    潞王自六月初八出任监国，六月十四归降清廷，执政仅仅六天，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期最短的监国。

    历史把他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供后人嘲笑和唾骂。

    但在这位佛教徒兼儒生的心里，却是坦然的，因为他的选择，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避免了一场人为的劫难！

    可能，历史既需要史可法的“坚强的气节”，也需要潞王这样的“明智的回旋”，前者存气节于后世，后者保民生在当下。

    一个民族，有气节方可获得尊敬，有回旋方能得以生存！

    潞王的选择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在满清还没有搞“留发不留首”的民族压迫前，江南百姓又把“清代明”看作一家一姓之争时，他的这种做法，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今天的我们，也不宜做人云亦云的指责。

    1645年七月，接二连三的捷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