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封王纠葛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