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

    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