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