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