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

    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

    <er">三

    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

    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