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是帝国制度成功的实践者。这个王朝享国达四百多年之久，在公元前后各经历二百年，全盛时期国内人口约六千万，势力范围和现今中国的疆域面积相当，在世界上唯有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提并论，在历史上则只有后期的大唐帝国可以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历来被中国史家和作家极度恭维的朝代，它甚至被视为我们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汉人、汉语、汉字、汉学）。它创造的典章制度被多个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就连当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深受汉文化之影响，姓汉姓，说汉语，读诸子百家书，后来起兵反晋时还以"光复汉室"为号召。汉的辉煌，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这是一个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王朝，也是有史以来第二次由平民创造的功业。平民执政而非贵族世袭，恰是帝国不同于邦国之处。由是之故，我们宁肯把秦看作帝国制度的预备阶段和见习阶段，而把汉看作真正的"第一帝国"。

    奇怪！秦为什么失败，汉为什么成功？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定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苦苦地思索：秦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结论是"仁义不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暴政"。它甚至因此而被称作"暴秦"。所谓"暴"，包括它的横征暴敛，包括它的焚书坑儒，包括它的滥杀无辜，也包括它的苛法酷刑。秦代执法既严，行刑亦酷，而且名目繁多。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黯（又叫墨刑，即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劓（割掉鼻子）、刖（斩去脚趾），然后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中国有句成语，叫"殷鉴不远"。殷鉴，就是殷商灭亡的教训。殷鉴尚且不远，何况乎秦？自然是前车可鉴。

    现在看来，秦的所谓"暴政"，一半是因为不得已，一半是因为不高明。所谓"不得已"，就是在那个其实还有野蛮遗风的时代，如不采取高压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靠战争建立的新政权和新制度就无法立足。所谓"不高明"，则是如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汉王朝统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们把"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 成功地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的转型。这当然需要学习。上层统治者需要学会使用权力，下层老百姓需要学会适应权力，而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无为而治"。好在天赐良机，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国上下对秦的"暴政"无不怀有切肤之痛，而且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当此之时，除了实行"开明专制"，也没有别的办法。何况作为一个替代他人行使绝对权力的集团，如果不给人民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正如黄仁宇先生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一书中所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