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执掌的皇权，除了"奉天承运"和"为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为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而一个王朝无论最后是否走向专制，在其开国之初，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相对节俭和宽松。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 ，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同样，正如最"好"的专制不过是"开明专制"，最"好"的聚敛也不过是"有限聚敛"。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谓"文景之治"便大体如此。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一直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财力。这就是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我们知道，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利行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地将其全部收归国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向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结果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危害。公元前154 年，吴王刘壕胆敢领头造反，就因为吴国地处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雄厚的财力成为他谋反的后盾。覆辙岂能重蹈？因此汉武帝软硬兼施，一面立法严禁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铁商为盐官铁官，从此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而那些民营工商业，则从此一直受到帝国的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

    其实这正是帝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造成一个足以与自己抗衡的财力社会。欧洲的帝国和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由民间资本形成的财力社会搞垮的。中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