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汉书·武帝纪》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 ，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