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n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