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也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披肝沥胆，与敌周旋，甚至杀身成仁，如颜真卿，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如黄道周。这样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以儒生充任官员的好处，还在于这些人是"士"，是读书人。也就是说，他们进人国家政权机构，不是因为掌握了资源（土地），掌握了财富（金钱），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资本（功绩）或者特殊关系（裙带），而是因为掌握了知识（学问）。这就安全。一个人，如果功劳太大，势力太强，钱财太多，资源太丰富，他对帝国就会产生威胁。儒生掌握的那点知识和学问就不要紧。因为那些玩意除了为帝国效劳，没什么别的用处，也造不了反。实际上，较之地方豪强、割据军阀、行商坐贾、功臣勋贵，儒生更亲近皇帝，更赞成帝制，也更主张独尊儒术，因为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只有依附于帝国，才有价值，也才有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不会也不愿反对帝国的原因。相反，由于他们以忠君和爱民为精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既能保持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因此，当他们走遍海角夭涯时，就会把礼乐教化和中央精神带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帝制意识形态的义务宣传员，伦理治国的自觉维护者和执行者。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则是由此产生了一个"缙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官员、未仕举子、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这四种人组成。其中，退休官员是过去的官，未仕举子是未来的官，社会贤达和地方领袖则一般也有"功名"或"闲职"，由朝廷钦赐"冠带荣身"，算是"名片官员"，因此叫"缙绅"，也叫"绅士"。缙绅的本义，是大臣上朝时用来插？？？的腰带。绅士，就是系绅带的士。士，就不是官；系绅，又有一点官的意思。不上朝却又有插？？？的腰带（荣衔或闲职），则说明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也说明他们能够游走于官民之间。

    显然，这是一些处于朝野之间，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人，是帝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尽管帝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员，但要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