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首先是没有了思想。我们民族曾经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思想。这些思想和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释迎牟尼）、希伯来先知的学说一起，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辉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谓"先秦"，即"先于秦"，其实也就是"帝国前"。自从进人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会电脑"的巫师和政客。他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和阴阳家），下载、拷贝、剪切、粘贴，杂糅成一个半神学体系，然后贴上儒学的商标卖给帝国。他的"贡献"，主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儒学从民间思想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切换，为帝国设计了一个伦理治国的"软件程序"。此后二千多年，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没有一个能达到先秦诸子的量级，也没有一个能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余则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谈，阮籍善饮酒，葛洪会炼丹，亦不过有些"异类"而已。至于煌煌大唐，勉强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这位慧能禅师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诸子立说，百家争鸣，那样一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无疑是帝国制度的"无量功德"。我们知道，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聚敛和集权的，因为如不聚敛就无法集权，如不集权则不成其为帝国。邦国因为不集权（天子分权于诸侯，诸侯分权于大夫），所以要灭亡，要被兼并；而能够兼并他国，并将邦国发展为帝国的，必是擅长集权者。秦王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就因为它既善于聚敛，又善于集权。这样一来，聚敛和集权，就成了帝国的"天性"。这就很容易发展为专制，而专制主义与思想自由则绝不能相容。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再会有存身的余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权而不专制，或实行"开明专制"，环境就比较宽松（如唐宋）；如果集权而专制，还大搞"文字狱"，思想就没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于是，为了禁绝自由，就只好连思想也一并禁绝。

    当然，帝国并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过奖惩的办法暗示知识界，自由思想是没有好处的。同时它还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自由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先秦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好的治国方略，最好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最好的制度就是帝国制度，最好的方略就是伦理治国，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那你还用得着再想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

    没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学问。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学问本来也剩不下的，所以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学问之所以还有必要，是因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学；学的过程中有了问题，就得问。但这种问，绝不是怀疑、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请教之后也不是思考，而是领会。领会以后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