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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此牧民
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人,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州官、县官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 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州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九七)。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摆平"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耗羡",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茶钱",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青天白日"了。可惜帝国默许的"税外收费"并没有谱,州官、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比如依照《 大清会律》 的规定,各地驿站(机要局、邮政局兼招待所)的号草(驿站喂马的草料),应由地方财政拨款向当地民众购买,所需经费则从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然而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却是让老百姓无偿缴纳号草,政府并不给钱。这就已是盘剥。更可恨的是,草民们在交草时,还必须向驿站的吏员和差人送银子,而驿站的秤也从来就不准。于是百姓们在缴完了皇粮国税以后又被盘剥三次:白交,多交,还要送红包(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比如某地发生盗案,则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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