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 ，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