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进入没有受到叛军祸害的四川谋求一条生路。

    此时此刻的杜甫是一个逃难之中的诗人，生活自然是凄苦的，更惨的是，他连个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只得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苦命的杜甫才在四川成都有了自己的所谓的家，那是建在西郊浣花溪畔的几间简陋草房，每逢下雨，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处境之苦可想而知。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的诗人杜甫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伟大诗句。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杜甫的老友高适从军界转到政界来四川担任彭州刺史（后转蜀州刺史），给他的窘困生活带来一些转机。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适对在政治上无意中站错队的李白有些无情无义，落井下石，他对杜甫还是不错的，不仅寄诗问讯，还时常馈赠衣食。正是朋友间的友谊重新激起了高适那因为身居高位而即将罄尽的才华，写出了《人日寄杜二拾遗》这首非常打动人心的诗歌，杜甫读之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公元761年，在李光弼的打击下，史思明屡战屡败，更糟的是后院起了火，最终，他步了好哥们、老搭档安禄山的后尘，也被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名叫史朝义，这是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大佬”。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思明比安禄山幸运，因为他和大诗人王维死在同一年。虽然后世总是把李白和杜甫并列为唐诗两大巨星，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李白齐名的不是杜甫（杜甫是后来居上的），而是王维。王维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尚书右丞，对于文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啦，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王右丞的原因。虽然是被迫的，但王维确实背叛过大唐王朝，然而却因为有一个好兄弟而保住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得以悠哉游哉、安逸轻松地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准隐士状态下度过了余生，而同为大诗人的李白之晚年却要惨淡清苦得多。

    晚年的李白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上次从军无意之中站错了队，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天大错误，但他自知没有辜负过大唐，所以又动了北上临淮从军报国的念头，无奈岁数不饶人，走到半路就因病返回了。之后，李白一直客居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著名书法家）家中，不幸在第二年的一个月夜因病辞世。

    一直思念着李白的杜甫这时正在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的严武身边任职。严武是杜甫好友严挺之的儿子，对他非常照顾，并且给皇帝上表举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此而被称为杜工部）。严武镇守西川的日子，是杜甫晚年最快乐的时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恰好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严武奉代宗皇帝之命（这时，玄宗和肃宗已先后驾崩）入朝公干时，杜甫北上为他送行，二人直到百里之外的绵州（今四川绵阳），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意想不到的是，严武走了没有几天，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城内发动了叛乱，妄想自立为王。回不了家的杜甫只得流亡东川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去投靠与自己友善的汉中王。

    不久，徐知道被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击溃，随即被自己的部将李忠厚杀死。徐知道叛乱的时间虽不长，成都却受了很大的骚扰，混乱的状况并不下于安史乱中的长安与洛阳。

    公元763年初，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联合进攻之下，屡遭败绩、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梓州的杜甫又惊又喜，脱口吟唱出那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