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此身。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案外，乾隆朝还有一种文字狱，更为令人难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孔明碑记》，报给县令。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