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了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的需要，一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