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的。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前一段因为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说他到江南巡游的根本目的是寻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完全是当头一棒，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即位之初，乾隆曾经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之下腾于众口的却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谣言，说他什么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察察为明，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亲那样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十六年间，他减轻刑法，他普免税粮，他平反冤狱，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词。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这段时间是他与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他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阅读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脚的、磨菜刀的、要饭的、游方和尚，都闻知稿中内容。仅四川一省几天时间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个传抄过的人，更何况全国。这样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却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他们争相传说，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

    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由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两年间，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这个伪稿上。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他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