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比如，曾国藩的好朋友罗泽南就坚决排斥佛、老及诸子之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淫邪”，都不利于世道人心，必灭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事实上，对于佛家，他也并非没有兴趣。他曾经多次向赵烈文讨教佛理，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