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曾国藩一心只求拿下军事重镇安庆，深恐一旦撤围北上，数年努力功亏一篑。因此面对赴援的诏书，曾氏大施权谋之术，一面向皇帝和属下大谈其忠义之心：“分兵北援之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泰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乘舆翻迁，而臣子附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与此同时，他却采取了拖延战术，借与皇帝讨论派哪些人北上为名，多次奏折往返，拖过了最紧迫的时候，直到中外议和不再需要他派兵北上。

    第四，他驭下以严以诚。曾国藩作风清正，对部下要求也十分严格，在集团内部树立了牢固的权威，使湘军集团能如臂使指地服从于曾氏一人的指挥。他又能以“诚”驭下，善于获得他人的信任。曾氏认为，官场之中“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他讲究“真意”，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自己的真诚不欺，以减少政敌，换来更多的友善。

    因此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六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