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七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比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无不对他推崇备至，甚至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做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儒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不浅。

    曾国藩做人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晚清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主张对洋人的交往中也一样要贯彻诚信原则。他首倡使用西式兵器，并兴起洋务运动，派学生出国留学，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当然，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美国汉学家茵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写道：“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不过，他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晚清王朝的命运，无论如何是不能拯救了。在生命的尽头，曾国藩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深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同治十年，他听说自己艰难创办的长江水师在整个社会风气的挟裹下已堕落成了百姓的祸害，不禁良为感慨。他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者字牌者，则以拿赌论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艇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而昔年所办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余向来本多忧郁，自觉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体衰弱，尤念从前愆咎难再补救，此生学业毫无成就，用是愧郁交乘，有如圣人所谓长戚戚者。”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传统文化整体的失败。事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