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张廷重在一九三四年再娶曾做过袁世凯内阁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用蕃是姨太太所生，为了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争宠，养成了精明干练而强出头的个性，她嫁给张廷重时，已三十六岁，其父孙宝琦也已过世四年了。据张子静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只是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

    对于父亲的再婚，张爱玲的感受相当激烈，她在《私语》一文中说：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时寄宿在圣玛丽亚女校的张爱玲，很少回父亲和继母的家。偶尔回去，看到和自己处境完全一样，但却无处可逃的弟弟，受到虐待，她会同情地哭了起来。遭到继母嘲笑而无处诉说时，她在镜子中面对自己哭泣的脸，咬着牙发誓“有一天我要复仇”。虽是如此，她仍旧无法逃出继母的阴影，她在《童言无忌》中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因此当时张爱玲在老师汪宏声的眼里，是“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颇为板滞”。老师当着全班朗读表扬她的作文，她也仍无表情。平常“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她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起时，她的口头禅是“我忘了”。上课不听讲，总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在记笔记，其实在画速写。但考试成绩总是A或甲，文才颇高，这在教师眼中，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就在张爱玲高中毕业时，“八一三”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为时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了。张爱玲以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睡不着觉为口实，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住了两星期。而继母则以她不知情，张爱玲眼中根本没有她为由，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当张爱玲本能地还手时，不料却引来父亲的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她在被监禁中度过原本该是青春灿烂的十七岁生日，“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直到阴历年的一个隆冬的晚上，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她，趁着看守交接的空当，从大门逃了出去。当时的心情是雀跃的，她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在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她可说是有如白痴，于是母亲教她煮饭、洗涤，从走路姿势、微笑的方法，到看人的眼色，她都得从头来过，这对她而言岂只是艰难，更令她逐渐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而母亲此时的经济能力有限，在无力承担她和弟弟的教育费之下，母亲让随后逃出的弟弟再返回父亲家。同时母亲要她选择，要么早早嫁人，用学费来装扮